朱见深，初名朱见濬，明朝第八位皇帝，朱祁镇长子，母孝肃皇后周氏。朱见深本为太子，土木之变后，其父朱祁镇被瓦剌掳去，叔父朱祁钰即帝位，到朱祁钰将朱见濬废为沂王，改立朱见济为太子，英宗因夺门之变而复辟，被立为太子。

朱见深即位后，平反了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又不顾代宗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代宗帝号，重修代宗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朝政也比较清明。由于名相的辅佐，加之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朱见深在即位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

“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请求皇帝赐土地，于是有王田、官庄。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朱见深成立西厂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

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宪宗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在了五年零几个月。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宪宗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

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宪宗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宪宗在位二十三年，长期不召见大臣，处决政事均经内宦，晚年传旨多倚太监怀恩、覃吉。怀恩犯颜敢谏，覃吉曾在东宫，侍太子读书，两宦在朝中均有美誉。皇后王氏遇事淡然，宫廷诸事多倚万贵妃统领，万贵妃待内宦宫婢甚严，宦官每有流言中伤，诸多失实。万贵妃父万贵，秉性醇谨，每告诫子侄安分自守，万贵死后，子万喜进都指挥同知，恃势骄横贪婪，交结内宦梁芳等以贡物为名谋赏邀利，恶名扬于朝外。

万贵妃病死，据说因怒挞宫婢后，痰涌而死，年约六十岁，传说宪宗郊祭回宫，知贵妃死，悲叹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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