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溥，字时用，号谦斋，南直隶宜兴县洑溪人，任当朝首辅一职。性凝重有度，居内阁十二年，从容辅佐，爱护人才，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安静守成，卒年七十二，谥文靖。撰有《谦斋文录》四卷传于世。

徐溥，自幼天资聪颖，读书用功，8岁进私塾念书，把圣言要语、经典法言抄录汇集成册，随身携带，供作平时。塾师见他口袋总是鼓鼓的，疑是玩物，便责他贪玩，取出看时，原来是他抄录的“圣贤要语录”，塾师非常惊异，问明原委，颇觉自愧，即对其父渔隐公说：“你儿乃是神童异才，我不能为其师。”遂请辞而去。徐溥还效仿古人，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徐溥入阁初期，正处于万安、刘吉弄权之后，为了稳定局势，徐溥严守成法，与同僚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协力，辅治朝政。孝宗刚继位时，鉴于宦官势力上升，曾革除了许多太监的官职，其中原钦天监监正李华，因帮昌国公张峦选了一块坟地，孝宗就认为有功，要恢复他的官职。徐溥等加以抵制，认为此例一开，佞人又要纷纷钻营求官，碍难执行。安南攻扰边境时，孝宗欲遣大臣前去处理，徐溥等又劝谏道，“外邦相侵，由有关衙门发令处理足够了，不需要陛下亲自派使臣去。如安南万一不予理睬，为了维护天子的尊严，我朝势必要征调大军远途去征讨，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事情会闹大。”孝宗也就没有派使臣前去。

孝宗渐渐懈怠，懒于理政，徐溥曾多次进谏说，如今奏章批答不及时，有的公文竟稽留数月而不理，或者不施行，政事壅塞，应当依照旧制，除了每日朝堂奏事外，遇有重要军政事务，宜随时允许上奏，陛下也应经常召见儒臣询问国事。孝宗一度信用宦官李广，好道家神仙之说，并大事烧炼、设坛祭祷。徐溥又曾多次上奏，以唐宪宗偏信好讲神仙方术的柳泌服用丹石而亡、宋徽宗崇尚道学以致亡国的教训，劝谏孝宗疏远奸佞，勤政爱民。

徐溥很爱护人才，常说，“要造就一个人才不容易，不能以一些小过就弃而不用”。他凡见人有小过，总是谆谆善诱，耐心教育，每遇大狱或言官因进谏而被逮捕，总尽力相救，使大多数人得以幸免。平生乐善好施，对乡里族人关怀备至，而自己生活则很俭朴，仿效宋代范仲淹义田之举，叫他二弟复斋到京城商量置办义田，以赡养宗族。他决定将自有田产800亩作为义田，分给族里村人耕种，如遇灾荒，减租免征，并开义仓赈济，凡乡里族人遇有婚丧之事或遭意外灾难，均有补急救济。还聘请塾师，兴办义学，凡徐氏子弟和村里贫家子弟，一律免费入学，又在进城的袱溪河口设置渡船，雇人摆渡，方便行人，乡人称之为“徐氏义渡”。

在朝为官多年，没有在北京城里建造府第，直到将要告老回乡时，才由家人在故里建造一所住宅。因年届70古稀，向皇帝求退，皇帝竭力挽留，他因目疾严重，再次要求告老退休，徐溥以“四朝元老”的殊荣奉旨南归。到家后，他不顾双目失明，首先命两僮搀扶着他在整个宅第转了一遍，并用双手抚摸着每座墙壁和每根楹柱。家人问：“相爷何必如此?”他说：“我是怕儿辈们把宅第造得太华丽啊，只要能住就可以了。”一日，徐溥由家人扶着在门外散步，忽然问道：“门外原是东南山乡上城大路，怎么听不到车履之声?”家人告诉他：“为了相爷能安静休息，故把大路迁到河的对面去了。”徐溥听了，勃然大怒，喝问：“这是谁的主意?怎能为我个人的安逸，而劳乡亲们绕道而行呢?”他即命恢复大路于相府门前，民众无不赞叹。

徐溥早年京城的一位同僚，曾经送他一幅画，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可是国宝级的极品，他多次戴上老花镜，细细端详这幅画，每次都会一阵阵地激动而沉浸在画的氛围之中。但他把它送回京城，物归原主了，所谓“原主”，是他原来的同僚李东阳，画上有李东阳的叔祖李祁的题跋。阁老命他的孙子专程携画赴京，此后一个多月，他一直耿耿于心，有一天傍晚，孙子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看了李东阳充满感激和挂念的亲笔信，他才放下一颗心。

徐溥入阁为相十二年，忠于王朝，尽心尽力，对朝政多所匡扶，被誉为明朝贤相之一。徐溥卒后，经朝廷批准，在宜兴城内闹市区的蛟桥南堍建“柱国太师”坊，宜兴地方人士为纪念徐溥，还在学街东、洑溪、小东门外分别建有“榜眼”坊、“及第”坊、“义庄”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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