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人越多垃圾也就越多。不管是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和垃圾，都是这样。

关于华夏的关于重罪的量刑标准，在确立之后的几年里不断的被西方媒体驳斥落后，甚至在华夏国内多次引导维护人权行为。

但韦珣作为华夏的最高领袖，他深刻的知道乱世用重典的重要性，也知道盛世用重点的必要性。

法不严则不足以慑人心，刑不重则不足以慑人性。

韦珣对于法家学说中的法派观点是极为支持的，他一直认为人性或许生来为空白，只是会因为生长坏境影响而改变。

以法治国，以刑慑人，这是他治国的核心思想。

刑法虽重，但只要你不去犯，岂会施加到你的头上呢？

所以在面对西方所谓文明世界的嘲讽和舆论，韦珣都承担下来，他宁愿自己背负一个残暴君主，背负一个不开明的君主也要用严酷的刑法将各种重罪犯人施以其应得的报应。

十八层地狱？天谴？

韦珣可从来不信这些，他更相信通过华夏古代的刑法施加于重罪犯人，这才是他们应得的。

不仅这样做会大快人心，更是会大大遏制某些人心中的野兽。

人渣和人权，这几年一直是华夏建国后讨论的热门话题。

接受了世界强国的知识之后，华夏不少学者都觉得华夏应该向西方世界看齐，从而融入其中。

在工业、教育、军事、商贸以及执政党派，部门干部都是多有参考西方的体系，这让不少开明的学者都知道没法去批判。

所以他们抓住人权这一点，将西方的价值观强行代入了华夏文明中。

他们认为韦珣作为皇帝应该是开明的，应该大赦天下，应该学习西方文明尊重人权。

对这类只是基于社会价值观和国家政策的讨论，韦珣没有管，但依旧坚持着心中的观点。

人渣，在华夏已经有了新的定义。

叛国、谋反、贪缚、间谍、拐卖妇女儿童、范毒、强J等重刑罪犯在华夏民间都被统称为人渣。

他们对社会、对华夏民众、对国家都有着极大的危害，更是破坏国家稳定，破坏社会秩序和国家凝聚力的害虫。

华夏大多数平民百姓都对目前华夏的刑法制定并无反对的意思，毕竟他们大多数人看来，自己只是升斗小民，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又不会犯，哪会有什么反对的想法。

甚至很多地方还出现了积极的支持者，抓住辩论的重点，每每争论不过的时候，直接一句重型量轻，不急家人，你们说这些是不是打算以后犯这些事情？

只这一句话经常顶得那些搞人权运动的人哑口无言。

在华夏并不是没有人权，甚至做得比大多数国家还好。

工人有工人权益维护会，妇女儿童有妇女儿童协会，军人有在籍/退伍军人优待条例，农民有农会，商人有商会，都是维护华夏合法公民合法权益的机构。

就连华夏的残疾人，目前都已经开始有帮扶政策。

可以说，韦珣敢抬头挺胸的面对百年后信息爆发的时代的各种盖棺定论。

既是人渣，那就是妄为人，连猪狗都不如，为何要去维护他们的人权呢?

维护了他们的人权，减轻了他们犯罪的惩罚力度，必然会让更多人觉得后果和所得的利益值得他们冒险，从而引发更多的罪恶。

也就是华夏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让华夏人形成了犯罪牵连家人是正常情况，换到西方国家那得闹翻天了。

韦珣从来不认为他统治的华夏是一个后世的那个开明、繁荣、强盛的华夏。

他也从不认为封建时代的东西全是糟粕。

一贯的思路就是取其精华及大利之处，包容并蓄，中西结合发展华夏独特的社会体系，构建特色的社会法度才是他的目的。

······

华夏国内大事小事不断，一时之间将西北和北方两个战区的战事的关注度都给盖过去了。

但不论西北战区还是北方战区，都不太平。

尤其是西北战区，华夏和沙俄的军队在阿拉木图长期的对峙，双方从进攻战争转为袭扰战争。

中亚的部族武装和沙俄的军队凭借地利人和，在防守之余不断的袭扰西北战区的补给线，巴尔喀什湖附近更是从步兵防御战变成了骑兵破袭战。

整个西北已经是千里无人烟，补给全靠着华夏的甘陕川三省提供，进攻无力。

其实如果没有发生之前的那些事情，华夏的军队进入中亚估计是箪食壶浆以迎天兵。

毕竟沙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哥萨克在沙俄体系中地位不错，中亚完全是被沙俄殖民奴役的地区。

如果华夏以拯救者的身份攻入中亚，为了摆脱沙俄的统治，他们的态度将会完全逆转到华夏这一方。

他们站到华夏的对立面是因为华夏目前对信仰绿教的教徒严酷的倾轧和排挤的愤怒，对华夏从西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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