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和军工相关行业是国之根本，绝对是不能让资本插足的，最多也就是分一点无关紧要的附属产业出去减少成本。

当然，韦珣并不是排斥民间的资本进入军工市场。

像是发动机这样需要不断的投入研发，不断的改进和发明专利的东西，韦珣就不会拒绝民间企业涉及。

他的计划就是在军工制造、重工业上掌握绝对的主导地位，民间可以涉及部分，但用不用是军方说得算。

有限资本主义的底线就是军工相关的主体制造和重工业绝对不要交给资本。

民间工厂造战斗机和军工厂造战斗机，民间工厂造枪炮，很容易形成一个军工复合体。

目前德国的克虏伯，白头鹰的军工资本家，都是这样的复合体。

在轻工业领域，那完全就是资本竞争的斗兽场了。

轻工行业生存技术难度不高且成本低，可替代性极强。

像是华夏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倒下一个轻工业工厂会出现两个或者更多。

至于像是金融，尤其是目前的股票市场，因为之前橡胶股灾发生之后，更是让韦珣充满了警惕。

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先生发明了第一辆汽车之后，轮子开始代替人类的双腿奔跑，种橡胶树割生胶生产轮胎随之成为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众人瞩目的高科技产业。

世界对橡胶的需求急速扩大，1908年，英国橡胶进口值为84万英镑，1909年便增加至141万英镑；1908年美国橡胶进口值为5700万美元，次年即增加至7000万美元。

但受制于气候、土壤及树木的生长周期，橡胶的生产却不能急速扩张，因此橡胶的价格就在上升通道里奔驰起来。

伦敦市场，1908年每磅售价2先令，至1909年底涨至10先令，1910年春更是达到12先令。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人们对橡胶股票的炒作日渐升温。

而华夏夺取南洋之后，掌握了近半的橡胶话语权，作为世界最大的橡胶出口国，作为这个股灾的受益人，韦珣对于股票反而充满了惧怕。

在原本的时空，早在1903年，英国人麦边即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以经营橡胶园为主业的兰格志拓植公司。到1910年，在东南亚开发橡胶的公司达122家，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达40家。一些洋行在门口高挂“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的牌子，吸引各路人等前来炒作。

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

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180元；另一种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700元。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

宣统元年12月1日，兰格志公司的股票为920两，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涨至1675两，另一家橡胶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统元年1月10日是25两，一个半月后即涨到50两，不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

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

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陈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大股东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

他们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600万两，以收购股票。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一般而言，讲信用而有实力的钱庄发出的庄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纪60年代，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了资金融通关系，开始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资金，于是庄票就成了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工具。三家钱庄发出庄票达600万两之巨，负债率已经极高，他们却仍嫌不够，又向有往来的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调剂头寸。

在钱庄的示范之下，商家、个人也纷纷加入到炒股大军中来。因为贪图高利，很多人抵押了房产、首饰、衣物尤嫌不足，又向钱庄贷款，而钱庄为迎合这股风潮，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抵押贷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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