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

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上海外国银行庄票139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

《国风报》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上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会同上海商会总理周金箴于24日晚星夜驰往南京，拜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又去苏州拜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求他们向满清奏明上海的危机并设法加以挽救。

满清的旨意还没有下来，源丰润票号的老板严义彬偕刘安生又来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赶紧采取措施，维持市面。

无奈此次风潮影响面太广太深，仅严义彬与刘安生合开的德源钱庄，在投机中就亏损200万两，损失额已与倒闭的正元钱庄相当，只因有了源丰润的竭力支持，才得以不倒。

可是，处于倒闭边缘、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蔡乃煌认为，严义彬、刘安生“皆浙省著名巨富，仓卒来求……虽有贵重产业，一时无可抵用，倘不出而维持，必至牵连歇业”，使上海银钱业雪上加霜。7月27日满清下旨：

张人骏电奏上海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歇业，债务纠葛，沪局岌岌，筹议大致办法等语，着即按照所筹各节妥为办理。并饬上海道将善后事宜悉心筹画，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

于是，蔡乃煌收了严义彬、刘安生价值300万两的地契、股票之后，出面与汇丰、荷兰、花旗等九家外国银行订立“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另由道库拨借官银300万两，存放在源丰润、义善源，终于使市面暂时得以稳定。

每年9月，满清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上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1910年的9月，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上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蔡乃煌上奏满清，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指出上海道为借款作担保违反了“商借商还”的原则，认为蔡在上海收购《时事报》《申报》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

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巡抚参道台，自然一参一个准。满清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满清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8日，源丰润应声而倒，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天津分号歇业，天津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上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上海总号仅剩现银7000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业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银10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1911年3月下旬，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这次金融风潮真正暴露的是清朝末年古老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的发展。在投机狂潮中，政府没有对疯狂的投机采取一点措施，股票暴跌后，先期倒闭的正元等钱庄还只是中等规模，虽然对上海市面造成冲击，但冲击力毕竟有限，如果此时能妥为筹划，风波仍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一方面外国银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朝中大员不懂现代经济的管理，为了权力的倾轧竟置经济发展的大局于不顾，而蔡乃煌为了个人泄愤，竟存心逼倒源丰润以还满清颜色，盛宣怀更是为了与梁士诒争权而间接逼倒义善源，使钱庄倒闭之风几乎无法遏止，最后共倒闭钱庄48家，超过了上海钱庄总数之半。

当时的《时报》评论说：“此时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社会咸被其灾，于是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义善源破产后7个月，辛亥**爆发，清政府果真破产了。

可以说这次橡胶股灾加剧了满清的毁灭。

也让韦珣对之前严格限制股票市场进入华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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