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沈从文呢！

为什么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金介甫几乎住在办公室。

没事烦一下萧潜。

让他解释一些这本书的“中国”内容。

他一边对照字典逐字翻译，一边联系东亚系的翻译团队，还特意请萧潜帮忙核对“三线建设”“猫耳洞”等中国特有的词汇。

译稿里是“unbroken red silk”的译名。

1980年1月，金介甫带着30页译稿初稿，参加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

在“中国现代文学”分会场，他把《红绸》与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并置分析：“海明威写战争里的逃离，许成军写战争里的困惑，前者是‘西方英雄式’的反抗，后者是‘东方普通人式’的追问，两者同样深刻！”

这番话让台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辑玛莎纳斯鲍姆眼前一亮。

她负责“亚洲文学新锐”丛书，正愁找不到能打动西方读者的中国当代作品。

散会后，玛莎立刻拦住金介甫：“教授，我要全译本！”

——

时间回到12月18日。

许成军刚挂断陈登科的电话，陈大主席热切地跟他说了许成军《清明》第二期取的的好成绩。

首周，《清明》第二期全国卖出5万余册。

后续随着口碑发酵，尤其是王盟的公开站台。

红绸还有要持续发酵的架势。

陈大主席话里话外满是“你这《红绸》要火遍全国”的兴奋。

他投资对了！

拨乱反正也是正嘛~

没等他缓过劲，陈登科的电话又过来了。

说作家出版社、新华出版社、战士出版社三家都找来了，想抢《红绸》单行本的出版权，条件优厚！

这1979年，能让三家出版社主动递橄榄枝的青年作家，许成军还是头一个。

其中，战士出版社更是给出了承诺，如果交给他们印刷，部队会直接预订5万册，发放全军。

5万册！

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能取得的相对好的成绩了。

1979年，叶君建的长篇《火花》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数才为 2.2万册。

不过许成军也没着急答应。

《清明》还得在全国再卖一阵，才可能出单行本。

下午，许成军应华东师大徐忠玉教授的邀约前往华师开一次讲座。

以作家的身份。

介绍创作经验和分享创作思路。

题目自拟。

徐忠玉教授本来与许成军也是萍水相逢，但是jyb委托华师中文系举办全国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骨干教师训练班，徐忠玉教授遍请全国名家如郭绍俞、程芊帆、钱鈡联、吴祖缃、王员化等来谈他们擅长的学问和课题。

王员化推荐了许成军。

于是月初，徐忠玉教授亲自来到复旦拜访朱冬润，并提出邀请章培横、许成军参加训练班。

徐忠玉教授是中文系主任，今64岁。

一些观点其实是和朱冬润相左的。

但是，和许成军一见面就详谈甚欢。

当着朱冬润和章培横的面，徐忠玉也提到他的一些关于文艺创作的想法。

徐中玉提到：“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展开，人们将越来越明白，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包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最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无疑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

朱冬润和章培横对于这样的话题不是很感兴趣。

这不是他们的研究领域。

作为关门弟子，许成军自然该站出来得站出来。

许成军：“徐先生您提出‘群众是文艺权威评定者’，这在当下是打破文化的关键。但从长远看，‘实践检验’或许不止于‘作品是否符合群众当下审美’，更该包含‘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里的实践迭代’。

比如1979年群众喜欢的反思类作品，到了20年后，年轻人可能会从‘历史记忆’转向‘个体价值’的追问，若作品只停留在当下的情感共鸣，未留下思想留白，可能会在新的实践中失去生命力。”

徐中玉眉头微蹙，指尖轻叩桌面：“你说随着时间迭代有道理，但群众的评定如何跟上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一部作品反复接受检验吧？”

“这就需要把群众评定从被动反馈变成主动参与。”

许成军语速放缓:“您看现在，群众多是通过报刊评论、剧场掌声表达意见，可未来会有更具体的渠道：比如在工厂、学校设‘文艺议事会’，让工人、学生直接和创作者对话，不仅说‘喜欢什么’，更说‘需要什么’；

甚至创作者会和群众一起生活，让作品里的实践，本身就是群众参与的结果。这样的检验，就不是作品完成后找群众打分，而是群众和创作者一起完成实践。”

徐中玉眼中闪过亮光，身子微微前倾：“那你觉得，文艺在这种共同实践里，除了反映生活，还该有什么作用？”

“是赋能实践。”

“赋能？”

许成军语气坚定：“1979年大家盼着改革开放，可很多人对‘改革’是陌生的——农民怕包产到户不稳，工人怕工厂改制丢工作。这时文艺不该只写‘改革多好’，更该写农民纠结时的犹豫、工人转型时的努力，让群众在作品里看到自己，明白‘改革的实践里有我的身影’，进而敢去尝试新的生活。这时候‘群众评定’的标准，就从‘好不好看’变成了‘能不能帮我更好地活在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