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文学界多谈“反映生活”，“未来共鸣”是个新鲜说法。

我倒要看你一个20岁的能声名鹊起有什么说法！

拿来吧你~

“今天我不谈自己的作品，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

许成军风趣幽默，台下哈哈大笑。

“徐先生让我谈‘文艺赋能实践’，我倒想从两部更早的作品说起——艾明之先生1959年的《火种》，还有茹智鹃女士1979年初刚发表、却扎根于更早历史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一部写于‘十七年文学’时期，一部横跨了特殊年代与新时期，恰恰藏着文艺与时代对话的共鸣。”

大家有点讶然。

这两部不是不知名。

但是和年底大火的《红绸》《试衣镜》《天云山传奇》这些比。

或者和《伤痕》《班主任》比，鲜有人回头细品这些“旧作”的新价值，这角度新鲜得让人意外。

许成军继续讲：“《火种》里的柳竹青，这个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女工，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写她一开始只是为了给被工头打死的父亲报仇，偷偷破坏机器，结果反遭毒打。直到接触了劳动补习学校的进步青年，她才明白‘个人的仇要连着众人的苦’，这才从自发反抗走到自觉斗争。”

他抬眼看向学生：“而我们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柳竹青？”

许成军给了大家反应的时间。

一时间竟然有不少人在后面喊道：“是！”

许成军笑笑，向前排的徐中玉等人点头示意。

“我们刚从动荡里走出来，心里装着个人的委屈，面对改革的新局又有些迷茫——不知道怎么把‘过去的痛’变成‘未来的路’。

《火种》的价值，不是简单歌颂革命，而是写透了‘普通人如何在时代里找方向’：不是靠口号催熟，是靠一次次碰壁后的反思，一次次被身边人点亮后的觉醒。

这对今天的我们，就是最实在的‘赋能’——它告诉我们，走出迷茫从来不是一瞬间的顿悟，是一步步的探索。”

他顿了顿，话锋稍转：“当然，我这想法也有局限。

未来文学可能会有更细的维度，比如巴赫金说的‘对话性’——不仅角色与角色对话，作者与读者、过去与现在，都在对话。

现在我们刚走出单一叙事的误区，这对话性还需要慢慢探索，说不定在座的年轻朋友，以后能写出比我的《红绸》更有对话感的作品。”

前排老教授们轻轻点头。

许成军一早言明今天的课堂是开放性的。

大家随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于是~

“许老师！”

“我是华师中文系79级张李明。”

后排的蓝布衬衫男生突然站起来，声音里带着年轻人的锐气。

还是熟人啊~

作家群之一，名比前面几位小点。

“《火种》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当年强调为政治服务。现在我们讲文学要回归人性，您再提这种革命叙事，会不会是在倒退？万一文艺又变成政策传声筒，还怎么谈赋能？”

这问题戳中了当时文坛的隐忧。

经历过文艺桎梏，人们对主题先行的创作充满警惕。

而眼下的学生也对这位20岁的老师充满警惕。

不无考校的意思。

教室里瞬间静下来。

大家期待这个声名鹊起的年轻人能给出什么答案。

徐中玉低头和徐震鄂浅聊：“现在的学生眼界还是浅了。”

徐震鄂摇头。

79年虽然学生质量有所上升，但依然还是“简单高考”模式。

许成军却没急着反驳，反而笑了：“你说得对，‘十七年文学’确实有不少概念化的作品，但《火种》是例外。

矛盾先生当年就评价它‘不是简单陈列苦难或描写斗争，而是通过典型人物反映时代本质矛盾’。

你里的张老爹，他给年轻工人讲过去的苦，摸着断指说‘以前修铁路，断根手指不如断根草，现在新中国，咱们的命才是命’。

这是zz吗？

是，可它更是活生生的人性，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信仰。”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今天我们反对‘传声筒’，不是反对文艺关心时代，是反对文艺脱离人性谈时代。

我们写改革、写反思：别先想要传达什么道理，先想改革里的人在经历什么，把人的委屈、纠结、勇气写透了，道理自然就长在故事里，这才是真的‘赋能’，不是灌输。”

他补充道：“当然，《火种》的局限也很明显，它的叙事里，集体成长压倒了个体困惑。

未来的文学，一定会给个体的迷茫留更多空间，比如后来可能会出现的作品，会更细致地写一个工人在改革中‘要不要放下铁饭碗’的纠结。

当然，这不是对《火种》的否定，是文学对‘赋能’理解的深化。”

张李明愣了愣，接着红着脸坐下。

许成军的话像攻城锤。

他得思考一会。

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徐忠玉扶了扶眼镜，嘴角的笑意藏不住。

掌声未落，又有个戴黑框眼镜的女生站起来提问更见专业：“许老师，您说茹智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扎根更早的历史，可这篇写的满是批判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