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军的旗号在赣江之畔猎猎飘扬了不过一年半载，其锋锐初试的捷报尚在通往临安的驿道上传递，一股冰冷刺骨、蓄谋已久的暗流，已从临安城的深宫高墙内，悄然涌出，化作数道言辞狠厉、罗织严密的弹劾奏章，如同淬毒的弩箭，精准地射向了隆兴府，射向了刚刚显露出虎牙的飞虎军，更射向了它的创建者与灵魂——辛弃疾。

第一波弹劾，来得冠冕堂皇，直指“法度”

。

御史台一位素以“风骨”

闻名的言官（事后得知，其女嫁与某主和派大臣之侄）率先发难，奏称辛弃疾“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擅专刑杀，以酷法治民，罗织罪名，构陷士绅，以致冤狱迭起，民怨沸腾”

。

奏章中列举了数桩辛弃疾查办的“要案”

，刻意歪曲事实，将打击通敌走私、惩治地方恶霸，污蔑为“排除异己、勒索钱财”

，并附有“苦主”

血泪控诉的状纸（实为被打击豪强及其爪牙伪作）。

紧接着，户部有官员上疏，弹劾辛弃疾“筹建飞虎军，擅自加赋，巧立名目，摊派勒索，商民困苦，几至罢市”

，将辛弃疾“劝募助饷”

、发行“军券”

等筹措军资的权宜之举，描绘成横征暴敛、与民争利的恶政。

这两道奏章，如同投入看似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临安朝堂激起了不小的波澜。主和派大臣们仿佛嗅到了血腥气的鲨鱼，纷纷附议，或明或暗地指责辛弃疾“年少躁进”、“不谙政事”、“徒耗国帑”、“滋扰地方”。即便是一些中间派官员，见风向不对，也三缄其口，作壁上观。

辛弃疾在隆兴府接到朝廷转来的“质询”

公文（弹劾副本）时，正值飞虎军一次小规模剿匪演练凯旋。

他仔细了那些指控，脸上并无太多惊怒，只有一种早已预料的冰冷。

他立刻亲自撰写了长篇辩疏，将所谓“冤案”

的原始卷宗、查获证据、审讯记录择要附上，逐条驳斥指控，阐明办案初衷与律法依据；对于“加赋”

之说，他详细列出了飞虎军筹建以来的所有收支账目（核心机密除外），说明款项多来自罚没赃款、商贾自愿“助饷”

及“军券”

认购，并附有部分参与“劝募”

的商号出具的证明，证明其并未强征，且许以未来惠商之诺。

辩疏有理有据，数据详实，连夜以六百里加急送往临安。

然而，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第一波弹劾余波未平，第二波更恶毒、也更致命的攻势，已悄然酝酿成熟。这一次，弹劾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拥兵自重”、“图谋不轨”这等足以株连九族的大罪！

发动者不再是台谏小官，而是两位在朝中颇有份量的重臣：一位是素来与张浚不睦、力主苟安的参知政事，另一位则是掌管部分禁军调拨、与江西某些利益受损的统制官有旧的枢密院副使。他们显然得到了更高层（甚至是宫中某些忌惮武将坐大、或对“恢复”心存疑虑的势力）的默许或授意。

弹劾奏章写得更具“水准”

，不再纠缠具体案件或钱粮，而是从“大义”

入手。

他们引用太祖“杯酒释兵权”

的旧事，强调武将擅权、地方坐大乃国朝大忌；指出辛弃疾以文官之身，擅自招募流民溃卒，组建私军“飞虎军”

，且拒绝朝廷派员监军，粮饷自筹，形同割据；更“危言耸听”

地指出，飞虎军士卒多来自沦陷区及盗匪，对朝廷未必忠心，辛弃疾常以“北伐”

、“复土”

为口号激励，恐有“养寇自重”

、甚至“引狼入室”

之嫌！

奏章中，还“披露”

了所谓“密报”

：辛弃疾曾私下与金国境内“不明身份之人”

（影射其早年联络义军及《燕云图》事）有所往来，其心难测！

如果说第一波弹劾是想扳倒辛弃疾的官位，那么这第二波弹劾，就是要彻底将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并顺势扼杀掉羽翼未丰却已显露出危险爪牙的飞虎军。

这一下，连一向支持辛弃疾的张浚，在朝堂上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为辛弃疾辩护，指出飞虎军乃为巩固江防、整饬地方所设，辛弃疾忠心为国，其志可嘉，所谓“拥兵自重”纯属臆测。但反对者立刻以“无风不起浪”、“防微杜渐”为由，步步紧逼。更有人阴阳怪气地暗示，张浚如此回护辛弃疾，是否也有“结党营私”、“培植私人武力”之嫌？朝堂之上，一时乌烟瘴气，主战派势单力孤，处境艰难。

孝宗皇帝的态度，也变得愈发暧昧不明。

他对辛弃疾的才干和忠诚，或许仍有几分欣赏，对飞虎军的战斗力也怀有期待（小规模剿匪的捷报毕竟摆在那里）。

但作为皇帝，他更在乎的是权力的平衡与王朝的稳定。

辛弃疾在江西的所作所为，确实打破了许多“规矩”

，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更引起了关于“武将坐大”

的深层恐惧。

那些“图谋不轨”

的指控固然可能是诬陷，但“拥兵自重”

的嫌疑，在飞虎军自成体系、辛弃疾威望日隆的情况下，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加之朝廷内部主和势力一再施压，边境目前又无大战事（金国似乎也忙于内部整顿），牺牲一个“不安分”

的地方官和一支可能带来麻烦的“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