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梁老先生正躺在一张鸦片床上，动弹不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有眼角不停地淌泪。他的儿子在牢里，他的烟馆被人砸了，他的妓院被查封了，他一辈子攒下的那点名望和基业，像沙滩上的城堡，被一个白人的一顿酒疯和一个警察局的封条，三两下就冲垮了。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的儿子才两岁，他走的那天，儿子还在床上睡觉，脸朝里，只露出一圈毛茸茸的后脑勺。他不敢回头看他，怕一看，就迈不动腿了。三十年了，他来这里三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被白人骂过Chink，被警察打过耳光，在铁路上炸山炸聋了一只耳朵。可他撑下来了。他撑下来，就是想让我的儿子，不用再吃这些苦。”

“可他吃的苦，”梁老先生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得几乎听不见，“还是跟我一样。”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没吃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忽然之间被推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被一群五大三粗的白人警察围在中间，被按进冰水里，被剥夺睡眠，被当作一条狗一样地对待。他做错了什么？他打了一个畜生不如的白人，一个把十九岁的姑娘打得终身不孕的畜生。可在这个国家的法律面前，那个畜生是“公民”，而他的儿子呢，不过是一个“Chink”。

次日清晨，皇宫酒店的早餐厅里，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将白色的桌布染成一片温暖的金色。秦渡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他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他百无聊赖地翻着菜单，咖啡来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味在舌尖上化开，让他混沌了一夜的脑子清醒了几分。

件，脸色像吞了一只苍蝇。他抬起头，看着邓肯那张波澜不惊的脸，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邓肯先生，这是——”

“这是您昨晚对梁先生所做的一切的法律后果，巡官先生。”邓肯的回答冷冷淡淡，“我的当事人声称，他在被贵局羁押期间，遭受了非法的、超出法定限度的暴力审讯，包括但不限于：剥夺睡眠超过四十小时，剥夺食物和水，拳脚及警棍殴打，以及被反复按入冰水中导致窒息。这些都是第三级刑讯的典型手段，巡官先生。而这些手段，根据加州刑法和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都是非法的。”

他顿了顿，将一份影印文件放在奥布莱恩桌上，用指尖轻轻一点：“这是我的当事人身上伤情的医学鉴定报告副本。原件已经递交到了法庭。照片您也看到了，实不相瞒，我的当事人现在的样子，比照片上还要糟糕一百倍。”

奥布莱恩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邓肯已经转过身去，带着他那两名助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皮鞋踩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笃笃笃的声响渐渐远去，像一阵令人心安的鼓点。

一周后，第一次庭前听证会在旧金山高等法院举行。法官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白人老头，姓哈里斯，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的玳瑁框眼镜，整个人瘦得像一根竹竿，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秦渡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双排扣西装。他没有像其他旁听者那样交头接耳，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叠搁在膝盖上。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像一个坐在台下看戏的观众，戏台上的风起云涌、刀光剑影，似乎都与他无关。

代表控方的是一个年轻的检察官，姓卡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上去像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说起话来语速极快，像一把上了膛的机关枪。

他的策略很明确，将梁家骏描述成一个“暴力的、有预谋的、危险的”人物，将那个白人描述成一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不幸遭遇了暴力袭击的”受害者。至于那个被打得终身不孕的华人姑娘阿珍，在卡特的陈述里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出现，仿佛她根本就不存在。

邓肯站了起来。

他站起来的速度很慢，可当他站直了身子，正对着哈里斯法官的那一刻，整个人忽然变了——像一把生锈的旧剑被从鞘里拔出来，露出了底下依然锋利的、寒光凛凛的刃。

“法官大人，”邓肯的声音不高，语速不紧不慢，可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落在地上，“本案的核心，不是梁家骏先生是否打了人。本案的核心，是警方在取得梁家骏先生的口供之前，对他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