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东华的人均gdp是82美元，这个数字，在东南亚里，排在倒数的位置。

当时的巴厘巴板，最高的建筑是殖民时代留下的总督府，只有三层楼高。街头的路灯，十盏有八盏是坏的，晚上出门，得打着煤油灯。

但谁也没想到，仅仅八年时间，东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江小满是巴厘巴板郊外一家蔗糖种植园的工人。1955年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一家五口挤在一间茅草屋里，屋顶漏雨，墙壁透风。每天天不亮，他就得扛着工具去种植园干活，直到天黑才能回家。

赚来的那点钱，只够买些大米和木薯，孩子们一年到头也穿不上一件新衣服。

不过，对比以前荷兰人还在的时候，已经算是过得很不错了。

他有了能养活一家人的工作，能遮风避雨的房子，不用挨饿，不用被荷兰人和土著欺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读书，找份体面的工作。

1956年，江小满的种植园发生了洪灾，东华政府收到了荷兰的赈灾款，不仅给受灾的农户发了救济粮和衣服，还给每个难民修了房子。

江小满也领到了几袋救济粮，是白花花的大米。他看着家里的孩子们狼吞虎咽地的样子，心里第一次觉得，不独立，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

1957年，荷兰的四百万荷兰盾，让东华的铁路从巴厘巴板的新港口，一直修到了内陆。

铁轨延伸的地方，带来了机器的轰鸣声，也带来了新的希望。

种植园里的蔗糖，再也不用靠人力拉车和慢吞吞地的小货轮运到港口了。

而是装上火车，一夜之间就能抵达码头，装上远洋货轮，运往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

铁路正好修到了江小满他们所在的镇子，江小满这些工人再也不用推着独轮车，把甘蔗运到十几公里外的码头了。

他只需要把甘蔗装上火车，一个小时就能运到港口。运费省了不少，种植园老板的利润高了，给江小满这些工人的工资也涨了一些。

江小满的兜里，终于有了一点余钱。

他用这笔钱，给家里的茅草屋换了新的屋顶，又给孩子们孩子买了新衣服、新书包。

孩子们穿上新衣服，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背上了新书包，笑得合不拢嘴。江小满靠在门框上，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洋洋的。心里想着，等什么时候筹够钱了，再把孩子们送去上学。

铁路带动了运输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江小满他们的镇子，出现了第一家机械修理厂，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家咖啡馆。

1958年，东华政府推行义务教育。江小满的孩子们终于有机会走进学校读书了，不用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一辈子呆在农村。

江小满的孩子们背着崭新的书包，每天蹦蹦跳跳地去学校，回家后还会教江小满认字。

江小满以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孩子们的教导下，他能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和妻子的名字，还能看懂报纸上一些简单的新闻。

随着教育经费的持续投入，更是让东华人民的识字率，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飙升。

1955年东华的识字率还不到30%，但到了1960年，整个东华的识字率更是突破了80%。

谢国安在1960年开始推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度，让每个适龄儿童都能走进学校。

从荷兰和南华请来的教师们，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也带来了荷兰和南华的文化和技术。

1959年，随着荷兰的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东华，巴厘巴板的街头，渐渐热闹起来。

街头出现了第一家百货商店，里面摆满了从荷兰和南华进口的商品——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甚至还有电视机。

因为宪章规定，王国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免征关税，这些商品的价格，比周边的兰芳、南华和印尼便宜了一半还多。

江小满了半年的钱，给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听着荷兰的新闻和音乐，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东华的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生活的改变。

1960年，谢国安又从荷兰争取到了一笔专项资金，用于修建东华的发电站。

随着东华的大型发电站和水电站建成，电力开始普及起来，就连小镇的街头，也亮起了路灯。老百姓晚上出门，再也不用打着煤油灯了。

江小满的家里也装上了电灯。当灯泡亮起的那一刻，孩子们欢呼雀跃，江小满的妻子，这个一辈子没见过电灯的女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电力的充足，也让东华的轻工业，终于有了起步的可能。巴厘巴板的郊区，建起了第一家蔗糖精炼厂，用荷兰的技术，把粗糖精炼成白砂糖，价格翻了好几倍。

紧接着，木材加工厂、橡胶制品厂也相继投产。东华的出口到欧洲商品，不再只有橡胶、蔗糖、咖啡豆、石油和矿石这些工业原材料了。还有了加工过的初级工业品。

工业的发展也让东华老百姓受益。

江小满的儿子江涛，因为念过两年书，被招进了蔗糖精炼厂当工人。江涛的工资，比他父亲江小满在种植园干活的工资高了两倍还多。

江涛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他的母亲，终于不用手工缝补衣服了。

随着东华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老百姓的心里，早就没了独立的念头。

1962年，东华实现经济的腾飞。

这体现在了数字上。1958年，东华的人均gdp突破了300美元；1960年，达到了700美元；到了196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060美元。

这个数字，不仅是东南亚，就是在整个东亚，都是一个足以让周边国家眼红的数字。

兰芳的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南华的人均gdp也不过300多美元，就连日本的人均gdp也只有600多美元。

东华人走在街上，腰杆都挺直了。

他们开着荷兰进口的汽车，看着荷兰进口的电视机，嘴里说着荷兰语，手里拿着荷兰的护照，活脱脱就是一群生活在东南亚的荷兰人。

1960年，巴厘巴板的总督府旁边，建起了一座高达十二层的政府办公大楼，这是婆罗洲地区，第一座超过十层的建筑。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华首都巴厘巴板的高楼大厦也越来越多了。

1962年冬，相比东南亚的战争和动乱，东华则显得格外的安静。

谢国安站在政府办公大楼的顶层，俯瞰着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他还记得1955年，那些激进青年在总督府前游行，喊着独立的口号。但是现在，那些青年里，有的成了教师，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商人，再也没人提独立的事了。

他明白，东华的繁荣，是建立在荷兰的援助之上的。他也知道，这种繁荣，可能不会长久。

但他更知道，至少现在，东华的人民过得很好，这就够了。

“总督，最后一批土著都送走了。”秘书走了进来，把土著迁移的报告递给谢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