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被分别押上了不同的军用卡车，车门合上之前，白诺听见杨小六在隔壁车厢里用力踢了一脚铁板的声音。

然后引擎发动了，卡车开出了医院大门。

当天夜里十一点，万国殡仪馆的金夫人坐在柜台后面，第五次拿起电话拨了白诺留下的那个号码。

忙音。

拨第二个号码。

还是忙音。

金夫人把电话放回去，脸色白了一层又一层。

白诺从去了日军医院之后每天晚上都会打一个电话回来，就说一句话，平安。

今天这个电话没有来。

金夫人站了起来，走到办公室翻出了白诺临走前压在抽屉底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电话号码和一行小字：如果连续一天联系不上我，按顺序拨这两个号码，第一个号码接通后说我是来调琴的。

金夫人拿起电话拨了第一个号码。

响了六声，接通了。

“哪位？”

“我是来调琴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什么琴？”

“钟表店的琴。”

又是两秒钟的沉默。

“明白了。”

电话挂断了。

金夫人没有停，拨了第二个号码。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口音里带着法语的腔调。

“万国殡仪馆的金夫人？”

“玛丽修女，白诺出事了，她今天没有打电话回来。”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玛丽修女的声音沉下去了。

“我知道了。”

金夫人挂了电话，又犹豫了一下，拨了第三个号码。

“是我。白诺那个丫头联系不上了。”

电话另一端是她丈夫的声音。

“我马上回来。”

金夫人把电话放下的时候，手还在抖。

法租界南昌路的安全屋里，卫霖在深夜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马重山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刚抄录的电话记录。

“头儿，钟表匠的紧急联络渠道被触发了，金夫人打过来的。”

卫霖翻身坐起来，接过记录看了两秒。

“什么时候打的？”

“二十分钟前。”

“查，马上查她现在在哪里。”

马重山出去了四十分钟，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查到了。今天下午日军专门医院的宪兵队执行了一次抓捕行动，扣了两个人，一个中国女性，一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被转送到了特高课的拘留设施。”

卫霖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板看了很长时间。

“是谁下的命令？”

“小川凉片。”

卫霖心下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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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号地下拘留室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铁锈和消毒水的气息，从头顶的通风管道里一阵一阵地往下压。

白诺的双手被铐在铁椅的扶手上，手腕和金属之间垫着一层薄薄的棉布，那是押送她的宪兵在路上临时加的，因为她的手是要给日军军官做手术的。

这个细节说明院方还没有彻底放弃她的医疗价值。

头顶那盏白炽灯的瓦数至少有两百，光线直直地砸在她的脸上，眼底被烤得发酸发胀，但她没有闭眼，也没有低头，就那么直视着前方灰色的水泥墙壁。

隔壁传来一声铁门闭合的闷响，沉重的金属碰撞声在走廊里弹了几下才消失。

杨小六被带进了另一间审讯室。

白诺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屈了一下，然后松开，开始在脑子里过自己进入日军医院之后的每一个环节。

护理记录的笔迹，每一份都是她亲手写的，字体风格统一，没有哪一份出现过刻意伪装的痕迹。

换岗时间的观察，她只用眼睛看，从来没有拿任何东西记录过，没有纸条，没有标记，连指甲在桌面上划痕迹这种事都没做过。

杨小六外出的路径，铁丝网豁口的位置是炮弹炸出来的，不止杨小六一个人用过那条路，她第一周就看见过三个日本勤务兵从那里抄近路去后勤仓库。

野村的死，院方检查课已经结案，败血症，战场伤口处置不及时。